拉马福萨，南非第五任总统

2018年8月1日，今年2月14日当选的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西里尔）表示，将发起修改南非宪法，推动南非土地改革，“将土地重新分配给黑人和穷人”。 ”。

这实际上意味着无端没收和重新分配南非白人农民拥有的土地：目前430万南非白人（包括英国人和布尔人，即南非荷兰人后裔）仅占南非总人口的8%。 ，却拥有南非总农业用地的72%，而南非黑人（主要是班图祖鲁人）占总人口的80%，却只拥有南非总农业用地的4%，即使土地改革真正落到实处”“平等分配”的承诺，必然会演变成“黑人瓜分白人农场”的景象——当然，南非执政党的激进派非洲人国民大会（ANC）及其党派支持者会争论“有多少农场是白人农民拥有的？”一百年前就从黑人手中掠夺了。

连日来，一些同情南非白人农民的组织不断用各种语言在其他平台广泛发布“针对南非白人的种族灭绝”信息，引发大量转发。 早在去年，澳大利亚特恩布尔政府（8月24日刚刚被党“逼下台”）就对南非白人的处境表示“同情”。 日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对南非的土地改革表示同情。 表达“谴责”并指示国务卿蓬佩奥“重新审视南非土地侵占和大规模屠杀白人农民的行为”，引发南非政府“干涉内政”和多非洲国家袖手旁观的愤怒反驳。

正如许多欧洲分析人士所说，特朗普不了解非洲的历史和地理，并在同一次采访中提出了许多错误的暗示。 不过，南非政府的自卫也被怀疑存在“防卫缺陷”。 真实情况如何？

熟悉非洲局势的法国《解放报》记者弗兰兹·杜卢普特(Franz )指出，网上不少声称“南非白人农民遭受屠杀”的信息都有ïque、网站等数据和信息来源，但这些网站的数据无法验证。 一些更有根据的统计数据显示了不同的情况：南非农民组织（绝大多数成员是白人农民）提供的数据显示，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共有47起谋杀案南非农民的感染率几乎是2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远低于1997-1998年同期的153例； 但与此同时，针对农场和农场主的袭击数量确实在上升，同期有561起案件，而此前一年只有478起案件，但如果你比较20多年，你会发现整体曲线仍然处于螺旋下降的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数据不仅限于白人农民。 另一个比较同情南非白人农民的组织南非农民论坛（南非农民论坛）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1月至10月，南非共发生了72起白人农民被谋杀事件，但即便是该组织的自己的数据并不能完全支持其“对白人农民的屠杀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的论断——去年11月他们报道称，2016-2017年（12月发生了638起针对白人农民的袭击事件和74起谋杀案）。 对比两个数据，恶性案件数量确实大幅增加，但并不能说是“谋杀”。 这也与一些热门推文威胁的“黑白内战”格格不入。 偏离主题数千英里。

非洲时事权威杂志之一《非洲看板》指出，无论是支持南非土地改革的极左派，还是试图唤起对南非白人农民的广泛同情的极右派。 ，都是“耸人听闻”，但它并不关心它的论点、论点和论点是否相互一致。 杜卢普特表示，近年来南非针对白人农场和农民的袭击事件增多，主要是由于该国社会秩序混乱以及同期恶性犯罪率急剧上升所致。 白人遭受了巨大的苦难，但黑人也遭受了苦难。 其他民族也不例外。

排除这些极端情绪化的事情，必须指出的是，南非共和国及其执政党非国大已经改变了自1994年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以来所遵循的“彩虹国度”原则，并没有不再以温和的态度对待大多数南非白人。 农民作为稳定的、最容易重新安置的群体，也是最认同南非民族认同的群体，他们转向“暴力剥夺”措施（如果不能说是“暴力剥夺”，更不用说“种族灭绝”了），在一定程度上某种程度上，这确实让人想起1994年之前的“老南非”，只不过征用者和被征用者交换了位置。

但这或许也是别无选择：南非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虽然根据非洲开发银行（AfDB）的信息，南非仍然是非洲第三富有的国家，仅次于尼日利亚和埃及，但南非的 52%南非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6%的南非人没有足够的食物和衣服，6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0%）艾滋病毒呈阳性，犯罪率居高不下，数千人死于艾滋病每年发生谋杀案，数以万计的城市贫民生活在简陋的棚户区……残酷的数据显示，虽然“新南非”自成立以来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黑人的政策南非足球协会，培养了一批黑人富人和贵族，它有 总体而言，南非黑人的“翻身”仍然仅限于政治方面，经济状况并未得到明显改善——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白人平均年收入南非人的人口比例是黑人的五倍。 。

人们很容易指责非国大这个“新南非”成立以来唯一的执政党：“新南非”的经济总量仍然“看起来很漂亮”，但已经失去了“新南非”的外表。非洲唯一的工业化国家”创建于“老南非”。 而不得不与尼日利亚等非洲新兴经济体合作，“彩虹之国”没能延续“老南非”的工业化和平衡发展道路。 相反，它追随其他非洲邻国的脚步，过度依赖资源和矿产经济。 在国际需求下降的背景下，我们不得不再次将目光转向农地和农场。 可以说，无论经济还是社会治理，非国大和“新南非”都交出了一张“失败”的答卷。

但单纯指责他们“浪子”甚至“叛徒”则更加不公平，无视历史事实：“老南非”的“发展”是通过将所有黑人排除在统计之外而实现的。

旧南非的黑人占总人口的71%，但他们只能留在不到300个保留地，这些保留地支离破碎，只占总面积的12.7%。 1951年，老南非通过了《班图权利法》（Bantu Act）。 在这些保留地上形成了 632 个人造黑人“自制单位”（部落）。 1959年的《班图族自治法》规定，这些“白手起家的单位”将合并为8个所谓独立的“黑人”。 “家园”（班图斯坦，），从1971年到1983年，加赞库鲁、西斯凯、博普塔茨瓦纳、康瓦尼、夸恩德贝莱、夸祖鲁、库瓦努阿图、文达、特兰斯凯和莱博瓦共10个班图斯坦。 其中西斯凯、博普塔茨瓦纳、特兰斯凯和文达被旧南非单方面宣布“独立”。 根据《班图自治法》，所有南非黑人只能拥有上述10个“黑人家园”的“国籍”。 没有南非国籍，他们在当时的南非联盟中无法享有任何权利，只能被视为没有权利和保障体系最底层的“外籍工人”，在南非白人经营的矿山和工厂工作，不工作。甚至有权在白人社区工作。 正因为如此，南非几乎每一个“白人城市”都会有一座非常大的“黑人城市”。 比如，约翰内斯堡旁边就是索韦托，一座人口近百万的贫民窟般的城市，专为黑人“外劳”而建。 活着就活着。

在这个时代，南非黑人收入低，待遇低，没有社会保障，甚至体育比赛都被隔离。 据合众国际社非洲资深记者介绍，当时的南非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三四个国家：社区、商店、公共交通都被人为地划分为“仅限白人”和“仅限亚洲人”。 还有“仅限黑人”，有的甚至将“仅限黑人”细分为“文明”和“不文明”。 足球，南非最受欢迎的运动，同时拥有4个足协——1892年的“白人”南非足协、1930年的南非印度足协、1933年的南非祖鲁足协（全部成员是黑人），以及 1936 年南非足球协会。 南非有色人足协（成员为既不是白人、黑人也不是印度人的有色人种），而地位最高的运动橄榄球橄榄球只有一个协会，但这只是因为这个项目完全被白人垄断。

在这种制度下，“南非人民”——南非联邦的白人——的生活水平非常高。 作为当时非洲唯一的工业化国家，他们享有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不亚于七国集团国家。 他们生活在曼德拉丁美洲衰落后的“新南非”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

相反，当时连南非公民身份都没有、只能称为“班图人”、不配称为“南非人”的南非黑人，在种族隔离时代结束后，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南非共和国成立。 （虽然由于“新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治理不善，这种生活水平的提高与人们的预期相去甚远，更不用说达到旧南非白人的标准了，但毕竟旧南非白人的高生活水平，是建立在排斥70%人口、任由“人民”剥削的基础上的，“新南非”虽然有明显的“反向排斥”，南非白人仍然是南非公民）。 南非黑人是“南非公民”南非足球协会，换句话说，是现在南非共和国的“人民”，而在种族隔离时代，他们不是“南非公民”或“人民”。

毕竟，旧南非，即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联邦，和新南非，即现在的南非共和国，实际上是建立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两个不同的国家。 这两个国家之间，71%的“人”是不重叠的，所以实际上没有办法比较两个时代“人”的生活状况的变化。

曼德拉

正如《非洲看板》上的一篇文章指出，非洲人国民大会早在种族隔离时代就提出了“将土地从白人农民手中分配给黑人”的“斗争纲领”。 这个“方案”从未被删除，只是寻求“和解”。曼德拉和随后的姆贝基时代被搁置和淡化。不可否认，以曼德拉为首的非国大温和派在建设“和平共处”时真诚地希望“和平共处”。彩虹国度”——黑人会“站起来做主”，白人不会失去任何东西，大家会“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问题在于，无能力治理国家的历届非国大政府无法从南非经济的羊身上剥下两张羊皮——一张是为了确保南非白人的生活水平保持不变，另一张是为了确保南非白人的生活水平保持不变。另一个是为了确保他们至少根本不被视为人类。 南非人和南非黑人“经历了与政治一样巨大的经济转变。” 正是因为无法剥下这两层“羊皮”，继承曼德拉温柔衣钵的姆贝基被祖马这个草根激进立场的黑人“暴发户”所取代。 也正是因为意识到政治成就已经不能再用来安抚因缺乏经济成果而日益焦躁的广大黑人和非国大支持者，与姆贝基思想相合的曼德拉公开站在了祖马一边。当党内矛盾最尖锐的时候。

祖马是一位“商人”。 尽管迎合草根黑人的激进口号，他甚至在内阁中设立了“农村发展和土地改革部”。 2014年6月22日，该部部长恩孔蒂（）启动了土地改革计划。 拥有商业用地的农民被勒令“将其土地所有权的50%无偿分配给农民”，但这并没有得到执行。 事实上，他正试图通过发展矿业、引进外资、振兴制造业来“养羊”。 只要有“第二只羊”，无论更换、赎回还是重新分配，都有活动的空间。

祖马，南非第四任总统

然而，治理不善、腐败猖獗、国内矛盾尖锐（包括党际、党内、非国大体系内庞大工会势力的挑战），让祖马的“养羊计划”播下龙蛋却收获跳蚤。 ，他也黯然下台。 高举非国大“将白人的非法所得归还给黑人”的纲领，为土地改革铺平道路，用“比祖马更民粹”来击败已经被公认为民粹主义人物的祖马的拉马福萨，不再有曼德拉的冷静，有姆贝吉的选择，甚至有祖马的“养羊”时间，他只能“杀羊取皮”——哪怕这意味着从白人手中抢夺唯一的一张皮。 就算羊的死皮破了，也比坐以待毙要好。

无论是闭上眼睛高呼“谴责”和“调查”的特朗普，还是不少国际组织和个人含泪呼吁南非政府“怜悯白人”，都不能忽视白人农民或贫困黑人阶层“要羊皮”的诉求都是正当的，但南非现政府无法满足一羊两张皮的诉求——事实上，“老南非”也无法满足。民族格言说“殊途同归”（！ke e: ǀxarra ǁke），他们采取了“强行把羊皮抢回其中一人”的极端方法，不同的是“老南非”。​把“羊皮”送给了白人，而“新南非”则送给了黑人。

当罗得西亚白人政权被推翻、津巴布韦共和国成立时，出现了熟悉的一幕。 建国之初，黑人领袖穆加贝对白人农民的宽容程度与曼德拉一样。 “新津巴布韦”的前10年，多达4500个白人农场一片繁荣，黑人和白人似乎相处融洽。 在国际上也受到好评。

津巴布韦第二任总统罗伯特·穆加贝

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有人为第二张羊皮买单”的基础上：根据与撒切尔政府签署的“英国提供补贴换取不进行土地改革”的《兰开斯特宫协议》，白人保留了原本的“羊皮”本来属于他们的南非足球协会，英国人却为黑人提供“租金”，让他们“租”另一张羊皮。 当撒切尔被约翰·梅杰取代，20世纪末单方面撕毁《兰开斯特宫协议》时，如今为世人所熟知和诟病的“穆加贝土地改革”就掌握在黑人老兵手中，一心一意。等待食物的人们。 在独立运动英雄们想要“分享胜利果实”的压力下，不懂农耕的黑人和从事权力寻租的暴发户最终酿成戏剧性的悲剧。

穆加贝和曼德拉是“泛非运动”中的亲密战友。 两人都深知“土改”的弊端。 他们一致另谋出路，长期推迟土地改革。 如今，早年因“断补贴”而被迫走上土地改革之路的穆加贝，已经以失败告终。 尽管曼德拉本人避免直接面对土地改革问题，但他的非国大和“新南非”终究无法逃脱——“彩虹之国”会重蹈津巴布韦的覆辙吗？

也许不会，毕竟南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要好得多。 但风险无疑是存在的。

事实上，解决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种族财富分配问题还有另一条路径——肯尼亚路径。

尽管肯尼亚在独立之初经历了尖锐残酷的武装斗争，但建国初期的黑人领袖明智地选择了和解。 他们以“承认新政权”为条件，保护当地白人农民的财富和利益，并利用白人农民缴纳的税款发展多元化经营，让黑人成为其他经济领域的主要劳动力。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本身矿产资源并不多的肯尼亚已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尽管种族冲突和社会动荡仍然存在（有时甚至很激烈），但肯尼亚被公认为“非洲解决土地所有权冲突最好的国家”。

可以说，肯尼亚在祖马想走却未能走的“养第二只羊”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半个多世纪。 或许，这就是“新南非”等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解决类似问题的最佳方法。

然而，疾病如山而来，面对难以挽回的“急事”和堆积如山的债务，“慢医”的“肯尼亚模式”却开出了“固本修身”的良药。 ”药方，这或许不是大多数非洲“掌门人”敢于选择的。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